如何看待当代中国经济？
1，中国经济的“奇迹”在于实现了增量改革，而不是存量重组（尽管有少数“先发”行业获得了超额收益）。所谓增量改革，就是不断引入新的要素、资源，进入某个领域，通过要素的集聚和资源的重配置来激发增长活力。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民营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之前，国有经济一统天下，民营经济几乎被消灭；改革开放之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民营经济作为“市场力量”的代表获得了巨大发展。这个进程本身充满了斗争和血泪，但是它的确实现了中国经济的腾飞。
2，今天中国的经济仍然处在增量改革的进程中，只不过改革的对象从国企、农村改革为主变成了以金融改革为代表的新一轮改革。如果说之前40年的改革是“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话，那么今后的改革则是“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法治化)”，因为现在世界上不少国家的宏观政策都已经由“凯恩斯主义”主导变成了以“供给学派”和“新自由主义”为主（即所谓的“后凯恩斯时代”）。在这个阶段，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和微观主体的主动性会被进一步激活。当然，这种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至少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在此期间，我们可能面临比40年前更加剧烈的阵痛和调整。
3，在这种新的改革背景下，传统的宏观调控政策和工具会逐步失效甚至反效果，因此我们需要建设一个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宏观调控体系。过去几十年我们依靠的是计划经济和行政命令进行资源配置，因此在宏观调控上主要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即可。但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这种简单化的调控手段已经不奏效了，我们需要学习市场经济国家那一套宏观调节的规矩——既要重视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又要运用好政府的公共权力。这里面涉及到政府职能的转变和经济运行方式的转变，难度非常之大。
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果，其主要特点是：通过增量改革，使社会和经济保持了稳定；通过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推进市场化改革；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政府管理体制。但也应看到，中国经济改革进入中后期也面临一系列新挑战，其主要问题是：高增长没有带来就业的有效增加，就业问题成为社会稳定的关键变量；体制和政策不公导致收入分配严重恶化；地区、城乡和群体差距增大；生产要素价格扭曲造成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全面超负；投资率过高抑制收入增长和消费率上升，导致有效消费需求不足和结构性通货紧缩；教育、医疗和房价过快上涨，严重影响了经济安全和民生，降低了经济增长的福利效应。这些困难和问题的根源于经济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市场化改革，因此，改革的总体思路和关键突破口应为经济体制的全面市场化改革。在这一总思路下，为解决上述问题可采取如下具体措施：
在就业问题方面，应推进税收和财政体制的改革，降低小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创业和生存发展成本；放宽对非国有尤其是民办教育和医疗的限制，并以此缓解就业压力；加快金融体制改革，解决就业资金短缺的问题。
在收入分配方面，应推进财政税收和金融体制的改革；推进价格等经济体制改革；推进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
在地区、城乡和群体差距方面，应推进中央地方财政体制改革，加强中央财政调节力度；推进社会保障、财政转移支付和教育体制的改革。
在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方面，应推进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通过生态补偿，调动各地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改变干部政绩考核体系，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在消费需求方面，应加快金融改革和社保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减少政府投资和对国有企业的倾斜。
在教育、医疗和房价方面，应推进教育和医疗体制的改革；推进住房制度的改革；推进地方财政体制改革，适当扩大地方财政规模，减轻地方财政对“卖地”收入的依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