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软实力包括哪些？
从历史角度看，中国的软实力的崛起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当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但正是凭借强有力的制度和组织优势，经济实现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在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并没有降低对教育的投入，没有减少对科学事业的经费预算。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的科学技术取得了重大成就，两弹一星成功研制并进入实用阶段，生物工程、空间技术等多个领域也取得重大突破。
通过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和全方位赶超战略，中国迅速将自身建设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一个新兴工业国家，经济总量居世界前列，实现了民族复兴的初步梦想。
到90年代中期，中国已经实现了全国大部分地区的电气化，农网改造全面展开，通信设施得到巨大提升，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高等教育开始大众化，文化娱乐生活日益丰富。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的广泛运用，中华民族迎来了伟大复兴的新机遇。以计算机、集成电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产业成为引领中国经济腾飞的主引擎之一。经过多年持续快速发展，我国已经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信息通信设备制造业和软件服务业，智能手机普及率在全球领先，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蓬勃发展。
与此同时，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蓬勃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对外文化交流不断深入，华语电影海外影响力的大幅提升，流行音乐、网络文学等文化产业走出去稳步推进，孔子学院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布局，京剧、昆曲等大型传统文化剧目多次亮相西方舞台并广受追捧，中国在国际学术界和主流舆论场中的话语权不断提升。
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文化、制度、外交政策的魅力等，与衡量一国实力的“硬指标”如GDP、军事实力等有一定重叠。软实力的强弱与资源的多少没有必然联系，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的俄罗斯软实力就弱于资源贫乏的瑞士。
文化、制度、政策的魅力是软实力的主要来源。文化影响力是一种最传统的软权力资源。它建立在一国内部文化凝聚力的基础上，通过外部群体对该文化群体的向往和自愿模仿而实现。例如，二战末期，英国的硬权力急剧下降，但凭借其文化传统的魅力，利用部分欧洲人对英国文化制度和价值观的认同，促成欧洲一体化的形成，使得英国成功地将自己的意志转化为欧洲其他国家的自主追求。
制度的魅力是软权力资源的新型来源。制度的影响力源自制度的运行效率和不断完善的趋势。美国的民主制度吸引拉美国家的模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再如，欧盟的成员国之所以能以较大的自主权为代价加入欧盟，源于他们对欧盟制度的认同。
政策魅力源于一个国家的价值观或利益上的吸引力。一项符合他国根本利益的政策容易获得实施国的自主配合和第三方的自愿效仿。如1990年代日本的“雁型模式”（即将本国衰退产业转移到周边，实现区域经济的梯次发展）获得东南亚国家的积极响应和效仿。
总之，软权力不是通过武力或威胁达到目的，而是通过影响他人的方式达到目的，这种影响通过价值观、制度、政策或文化的魅力来实现。软权力的产生不是一国政府主观努力所能完全决定的，而是由国内民意的自主外溢和国外民众的自主认可构成。因此，政府能够直接运用的软权力资源是有限的，但可以借助硬权力，通过国内舆论的造势等途径来实现价值观念的外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