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动了中国经济？
1，中国经济的增量部分主要是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利润。2013年以来，一直只有1/3左右的企业盈利。而2014年更是只有16%。（见图） 这些利润去了哪里呢？一部分变成了税收，但是税收并没有转化为政府支出——财政赤字已经很大了；还有一部分变成了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也就是居民持有的金融资产增加了。
2，中国的国际收支长期大额顺差。2013年，货物贸易顺差7500亿美元，服务贸易逆差800多亿美元，总和顺差6700亿美元；2014年前三个月，货物贸易顺差2300亿美元，服务贸易逆差340亿美元，合计顺差1960亿美元。这么多的顺差以外汇储备的形式在中国银行体系里放了一年又一年。
3，中国央行非常注重外汇占款的增长，因为外汇占款增长意味着基础货币投放，可以刺激通胀，改善经济增长。从2007年到2015年第一季度，外汇占款增长了将近20倍。 但是如此大量的进口美元，却没有人说“谁在买美国的货”。原因很简单，中国买的美元都是美国国债和资产证券化产品。也就是说中国人买了美国人的房子、汽车等等日常生活用品，同时再把钱放到美国人手里。
4，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四种钱不能花：征税不合理的钱不能花，借的钱还不上和借钱太多花不了的都叫做坏账，没有回报的资本金和利息也不能花。现在中国经济的问题就是这四种钱都有些花不得了。
当前中国经济形势可以用喜忧参半来描述：一方面增速趋稳，上半年7%，下半年可能6.7~6.9%，“L”型底部基本形成；但另一方面，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之所以这样讲，最重要的判断依据是，今年上半年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利润总额、毛利率、ROA等指标同比仍然负增长。
而这一切，根本上缘于中国经济的效率出了问题，最简单的衡量指标就是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即在资本、劳动投入效率既定的前提下，衡量综合投入产出效率的指标。从数字上看，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中国的TFP产出增长率已经降至2%左右，这与8~10%的实际GDP增速比起来，已经相差甚远，意味着中国高增长主要靠的是要素投入驱动。但后者毕竟不可持续，因此，效率的提升才是更关键的因素。
从全球范围来看，日本在上世纪6、70年代、韩国在80年代、马来西亚在90年代，都先后告别了TFP的高增长，从而告别高增长进入平庸增长，中国显然也有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因此，中国要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保持竞争力，必须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供给侧改革，才能从根本上激活经济活力。
在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中，我们往往会假设企业是全知全能的，从而会通过要素价格信号的变化，不断优化决策。但现实经济中，企业并非如此，在一个充满“黑箱”的现实世界中，企业面临巨大的信息不对称约束，而对要素价格信号变化的反应也可能是扭曲的，这就是所谓的“非有效性”。在这样的场景中，企业投资、用工、借贷，均难以达到最优。
进一步考察中国企业TFP产出，我们发现，大型企业表现最好、中型其次、小型最差，三者差距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迅速扩大；而在地区比较上，东部最好、中部其次、西部最差，差距也迅速扩大。这样的差距，显然难用新古典框架下企业个体“黑箱”来解释，企业规模和地区禀赋的差异，反映的是制度层面的原因。
具体来说，大企业、中型企业、小企业，分别对应着国企、金融控股企业和民企，而东部、中部、西部，与金融资源的集中度、市场化指数差异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