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中国模式？
有，就是中国特色的封建专制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至于为什么是这种形式而不是别的形式，我想是因为近代以来（尤其是最近30多年）中国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消除贫困和实现现代化，而要实现这两个目标，最有效率的经济制度就是市场经济。因为市场机制是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同时，由于人力资本积累的边际效率最高，因此最适合于调动人的积极性的激励制度也是最有效率的，而这种能充分挖掘人的潜能，最大程度激发个体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制度只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制度和安排才能提供。
于是，我们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方面，允许非国有的资本进入某些领域（如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要求；另一方面，通过税收、财政转移支付等公共财政手段对落后地区和农村进行反哺，鼓励人力资源开发和科技进步，从而实现了市场取向的分配制度和供给制度的改革，并且最终促进了经济增长。
这一制度的优点在于能够使微观经济主体（企业和个人）充分发挥能动性，通过市场竞争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来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又能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和政策安排来弥补市场缺陷，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既避免了完全依靠市场机制带来的资源扭曲配置和贫富分化问题，也避免了完全依靠政府干预可能产生的低效率和腐败等问题。
当然，这个制度的弊端也是很明显的，就是在市场化进程中，会拉开收入差距，导致社会对立。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一系列政治和社会的安排——例如完善选举制度，建立民众对政治系统的信任和参与感等等。
现代化是当代人类社会进程的主轴，中国是当代现代化进程的主力军。中国人在参与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也必然要思考现代化问题，形成对于现代化的认知。这种现代化认知通过“中国模式”这一概括展现出来。
中国模式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道路的概括，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模式这一概念兴起之际，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经历了1979-1995年经济高速增长、各项改革稳步推进、社会快速变迁的发展阶段，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经济持续健康增长，综合国力越来越强，其发展模式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同时，冷战结束之后，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多数试图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第三世界国家在内外压力之下纷纷放弃社会主义而转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民主社会主义也发生转折转向新自由主义。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始重新思考适合本国的现代化道路，中国道路因此引起广泛注意。中国发展道路在国内外认知之下逐渐形成了“中国模式”这一概括提法。
中国模式概念的外在形成有其必然性，但是也有相当的偶然性。中国道路所展现出来的发展绩效，让发展中国家开始思考摆脱不发达陷阱和依附陷阱的路径，这是中国模式概念产生的土壤。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研究在各国学界和政界日益增多，“北京共识”、“首都社会主义”到“中国模式”都是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2002年12月，佩鲁佐提出“中国在发展问题上创造了新道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供仿效的模式”、“中国模式是一种将私有制和国家计划管理完美结合的模式”，这一提法在2003年由美国学者威廉·沃尔弗斯再次提出。此后，一些西方研究者开始将“中国模式”作为专门概念使用，此后被一些中国专家所接受并在国内流传开来，在2005年达到高潮。“中国模式”概念的流行成为一种社会思潮。从学术史的角度考察这一思潮的形成与西方人对现代化路径的探寻经历有关。二战之后，西方国家开始思考如何控制现代化的“副产品”而形成“后现代化思潮”；拉美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和依附陷阱，开始思考非西方现代性以及拉美的本土认同，形成了“后发展”话语；东欧剧变之后，全球化时代来临，一些后发国家开始思考如何应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和保持自身的民族性，由此形成了“后西方思潮”。在这一系列讨论中，如何认识中国的现代化路径和实践效果一直是讨论的焦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模式既是对中国现实的概括与总结，同时也有国际学术界的话语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