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公天下吗？
是“公天下”，不是“公有制”。 中国的制度起源可以追溯到尧舜禹时代的禅让制。在当时的生产力和科技水平下，这种禅让制是一种极为合理的制度：帝王将相的权力来自于众人的认可，一旦在位者无能或者干不出业绩，那就由其他人来替代。这样的制度自然保证了社会公平和效率。 但是这种“公天下”的制度传到周朝就变成了封建大统——也就是天子把土地分给王侯将相，让他们拥有自己的封地并享受世袭权。
分封制虽然保留了“天下方圆千里，天子直辖的方圆一百里”的理念，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变成了“我的就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因为天子也有土地啊！他可以把土地再分下去，当然也可以向地方豪强征收赋税来维持自己的统治。于是，一种新的制度诞生了——“国营垄断资本主义”。
从秦朝开始，地方豪强被连根拔起，土地被国家统一征用（秦朝实行的是郡县制而非封建制）；到了汉朝，编户齐民，自耕自织的农民成了国家的直接纳税人而不是以前那样缴纳实物税；到唐宋的时候，土地私有化加剧，但赋役制度却越来越烦琐复杂，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更加间接而沉重。这样，国家对经济的掌控力虽然越来越弱，但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力却越来越强。
宋朝时国家财政主要靠收取商品流通税来支撑，明朝时又取消了商品流通税，增加了海禁和盐铁专营来弥补。这样，中国进入了“国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直到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为止。
PS：其实“公天下”和“家天下”并不是很好区分……
公天下是先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的政治主张，源于《礼记礼运》中所提及的所谓“大同之世”。《礼记》中所描述的所谓“大同之世”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所企求的、最理想的社会。关于这种社会，《礼记礼运》中有这样的描述：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在“大同之世”，不存在对“天下”的独占性，而是所有的人都有权享用“天下之利”。所谓“选贤与能”，是说人们根据道德和才能的标准来推举“共主”。这里所描述的社会显然是一个没有私有制的社会，其政治制度是一种民主选举式的管理制度，而不是专制独裁的制度。在那个时代，人们不仅关心和抚养自己的亲人，而且也关心和抚养所有的老人、年轻人和孩子。那些无父母的老人（鳏寡孤独废疾者）、妇女、无子女的老人和失去了劳动能力的人，都各有供养之源。人们有各自正当的职业和归宿。财产使用是为天下人谋利，并不只为自己；人们也讲究尽力为公，而不只为自己。所以阴谋诡计也就无处发挥作用，不轨、凶暴、反叛等行为也就不会出现。人们夜晚敞开门扉睡觉，没有被人劫掠的忧虑，这就叫做大同之世。这就是说，人们是在无拘无束、和平安宁的社会环境中过着其乐融融、和谐相处的生活。
《礼记礼运》中所谓的“大同之世”、“天下为公”，反映了人们对于一个理想社会的向往。当然，由于私有制的产生和发展，这样的“大同之世”是不可实现的，正如康有为所言，在私有财产存在的条件下，将“家天下”变“公天下”，只不过是形式上的“公天下”而已。不过，作为一种思想和社会政治理想，在先秦时期的一些著作中还是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反映。比如《吕氏春秋》、《礼记祭义》、《谷梁传》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吕氏春秋》中有一段关于“天下为公”的描述，它说：
“昔古之为天子也，诸侯之有疆里者，其民之有私也，从而振乱之也。古之伐国者，欲以为公，去其私也。今则不然，攻伐为暴乱，战胜者骄恣更加于暴乱，前日之患如复见也。今为天子者，诸侯之有疆里者，民之有私也，而欲天下之治，不可得也。古书有言曰：‘大战必有大祸，久战必有大辱。’天下有道，执战争之士大夫从而刑之。’故昔者关睢作而淫奔之路塞，王者修百里之听而千里定。故诗曰：‘有娥有华，德音不瑕。’此之谓也。治大乱若治丝，不可急，唯缓平乃治。人生而有私，私行而公道亡矣。公道壅塞，而天下之祸乱逾矣。故曰，治之，乱之所起也。是故治天下有二道：一曰外贤，二曰内贤。外贤易得也，内贤易为也，而难知也。此谓何也？今有人于此，素晓其不肖也，其人来富且贵也，外有众人之助，而内又有其私善之助，是人之贤易得也。今犹古也，今有长子而恶，次子而美，二女皆有孕，长男之子生而反杀之，次子之女子生而私名之。人孰不恶长子，而美次子也？贤于次子，而罪于长子也。故曰，内贤易为也，而难知也。”
这种思想又进一步体现在《礼记祭义》中：
“礼有三本：天地者、大己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