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企业曾经面临破产？
我们单位，破产后职工买断全部保险，1996年破产清算。2003年政府主导下重组。第一次破产后职工情绪很大，组织起来维权，向政府要补偿，第一次起诉到法院，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和养老保险金，当时没有具体的破产法，参照的是财政部颁发的《国有资本金亏损处理暂行规定》，法院一审二审都是支持我们的请求的，但是由于政府介入，案件被发回重审。在重审过程中，政府出面与我们协商，以一次性给付65万（含经济补偿金和养老保险金）了结此案，职工代表签字同意后，该案终结。
2003年政府牵头重组时，因为当时对破产法不熟悉，以为像国企改制一样，是政府的内部行为，职工应该无条件接受，于是在未经职工同意的情况下，将属于职工的40%的股权无偿划转给其他股东，导致职工权益严重受损，多次上访维权，通过诉讼，最终判决确认政府单方划转股权的行为违法，但是已经过了追溯时效，无法追回。另外，还拖欠职工的工资和补贴高达70多万元，直到10年以后才陆续得到解决。 这家企业的注册资本10万元，其中一个股东是法人代表的姐姐，认缴出资8万元，实际未出资，另外一个股东是法人代表，认缴出资2万元，其实也未出资。
第一次破产时，由于找不到法定代表人和另一个股东，法院裁定中止审理，后来找到了法定代表人，但是其声称已经不记得自己是否出资了，也不知道公司资产情况，所以破产案一直搁浅。直到第二次重组的时候，找到那个没有出资的股东，让其在重组文件里写明“债务已清偿完毕，如再发生债权债务关系，由个人自负”等类似条款后，才使得破产程序得以继续。在清算过程中，发现这个没有出资的股东事实上是替法人代表姐姐出资8万元的会计人员，当时法人代表为了骗取批准，让会计做假帐，虚构了8万元投资的事实。
三九集团：
1993年4月20日，年仅38岁的湖南青年企业家赵新先从湖南开往广州的列车上跳车身亡，其遗留最后一份遗嘱是“三九集团管理委员会名单”，他生前创立的三九企业集团正面临一场可能的生存危机。据有关媒体透露，赵新先跳车与三九集团在广州地产投资遇挫，以及当时公司高层“内讧”有关。随后，赵新先弟弟赵泰兆迅速进入企业管理，平息了内部矛盾，同时又推出“三九胃泰”“999小儿感冒冲剂”等明星产品，让陷入困境中的企业起死回生。
华为：
1992年华为销售收入近1个亿，但随后就碰上了销售滑铁卢——1993年、1994年销售连续下跌，企业资金和人才出现瓶颈，公司内忧外患集中爆发。任正非果断采取措施，先“去官化”改造组织架构，后又采取“狼性文化”激活员工士气，再调整战略重新研发新市场，使华为起死回生。正如任正非说的“华为只有三分成功，还有七分失败”。
爱默生：
19世纪中后期，知名作家爱默生的粉丝们疯狂的喜欢着他，在演讲与访问中，爱默生的水平达到了巅峰，但他却认为这是自己“没有创造力”的时期；爱默生人生的重要作品《代表人物》出版后，批评者的攻击使他备受打击，也让他不得不在一次欧洲的旅行中反省思考。后来，他重新投入写作，并在1860年完成了新作品《自然》。
格力：
1996年，格力陷入空前困难的时期，企业技术力量薄弱，生产方式和管理方式简单粗放，产品型号和规格缺少，品质得不到保证，销售公司拖欠货款严重。1997年，大学毕业的董明珠临危受命接任格力经营部部长。任职当年，她就帮助公司清回了1.5亿元的应收账款。随后的20多年中，她带领格力完成了“从濒临倒闭的小企业到世界500强”的蜕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