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变革国际秩序？
我举一个例子，看看在现有国际关系体系中处于劣势国家是如何逐步改变自身命运的。 冷战时期，古巴是最典型的处于大国夹缝中的弱小国家。美国多次策划入侵古巴，均被古巴人民击退。苏联为了牵制美国，加强了和古巴的同盟关系并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
1975年底，随着越南战争的爆发，美军主力被牵制在东南亚地区，苏联认为时机来临，加强了在古巴的军事部署。美国对此非常恼火并在之后的一系列谈判中迫使苏联从古巴撤出了所有地面部队及军事设施。但苏联的军舰和飞机没有撤离。
随着苏联在阿富汗的失利和美国中东战略的扭转，苏美的力量对比发生逆转。苏联被迫从古巴撤出全部海军兵力及装备。 但苏联的轰炸机、侦察机及其他战略空军力量仍然停留在古巴境内。美国对此非常愤怒并要求苏联政府立即将这些战略武器撤出古巴。
1993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与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会谈后发表联合声明称将尊重古巴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不参加任何军事和政治集团、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来解决问题等，并指出俄罗斯从古巴撤出了所有的武装力量。
随着苏联解体，美国再也没有了任何可以制约古巴的有力手段，于是古巴终于获得了真正的独立自主。 从古巴的案例可以看出，一个小国要想摆脱大国的控制和影响是多么困难，哪怕仅仅是作为战略缓冲区这样简单的需求难以实现。但是，如果穷尽一切可能性，哪怕是极小的概率也能最终得以实现。虽然过程极其艰难，但是结果却令人欣喜。 现在的中俄就如当年的美苏，都是全球性的战略力量，不是任何一个中小国家能够轻易左右甚至是撼动分毫的。但是正如当年古巴那微弱的实力能够逐渐摆脱两大超级国家的控制一样，现在中俄作为一个全面反击的战略契机正在形成——尽管这个过程是缓慢而艰难的。
从苏联解体到2008全球金融海啸，美国先后打击了南联盟（塞尔维亚）、伊拉克、利比亚，试图通过战争重建单极世界，但都无功而返。虽然叙利亚局势朝着不利俄罗斯的方向发展，但叙利亚战争本身对于俄罗斯的影响力冲击不大，反而让俄罗斯更加团结。 反观中国，经过30年的韬光养晦和艰苦努力，国力与日俱增，国际地位大幅提升，已经拥有足够的发言权，并在某些方面能够对美西方形成牵制甚至倒逼。
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具有更全的国际视野和更丰富的斗争技巧，不会像上一代一样轻易给霸权主义以可乘之机。 无论怎样，世界是多极的，不是任何一极或者几极所能独霸的。任何小国只要不放弃，就终究会找到机会，哪怕这个机会看起来多么渺茫！
从国际秩序的特征和构成以及中国实际出发，中国变革国际秩序的目标就是在美国继续主导之下，推动国际秩序由现存的霸权秩序向责任秩序和法治秩序发展。
推动国际秩序从霸权秩序向责任秩序演进。霸权秩序是美国主导国际秩序最主要的特征之一，责任秩序是基于大国承担责任的国际秩序，是国际秩序高于霸权秩序的一种秩序形式。推动国际秩序从霸权秩序向责任秩序发展有三种方式：一是要求美国承担维护国际稳定和世界和平的责任，对霸权作出一定限制；二是推动国际秩序朝多极化方向演进，从多极共存于“一超”的秩序发展到多极共治的秩序；三是推动中小国家承担相应国际责任。
推动国际秩序从霸权秩序向责任秩序发展，要求中国处理好三对关系：一是妥善处理中国与美国的关系。美国目前仍然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是国际秩序最重要的塑造者和变革者，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战略取向，将继续决定国际秩序变革的根本走向。要处理好这种关系，就要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美国在涉及共同利益问题上的务实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努力推动中美关系在曲折中前行。二是处理好与新兴大国的关系。金砖国家等同属新兴大国，在世界政治和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愈发重要的作用，是推动国际秩序变革的主要力量，中国要积极引领新兴大国关系的发展方向。三是处理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广大发展中国家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有着共同的历史遭遇和发展诉求，要高度重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秩序变革中的特殊利益，要从战略上谋划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要通过自身发展带动发展中国家发展，进而共同推动国际秩序的变革。
推动国际秩序从霸权秩序向法治秩序发展。法治秩序是比霸权秩序和责任秩序更高形态的国际秩序形式，其核心要义之一就是以规则和制度来约束和规范国际行为体。美国推动国际秩序变革，主要就是建立由美国主导的国际规则和制度体系。推动国际秩序法治化是中国对外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是推动世界政治均衡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和安全民主化的重要途径。要处理好三对关系：一是处理好中国国内法治与参与国际规则和制度建设之间的关系。国内法治对国际法治是有重要推动作用的，随着国内法治的不断完善，中国参与国际规则和制度建设的空间也将越来越大。二是处理好与美国主导国际规则和制度建设之间的关系。对于美国推动的国际规则和制度建设，中国要区别对待，趋利避害，审慎参与。三是处理好与新兴大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中国参与和推动国际规则和制度建设，应当特别注意新兴大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诉求的表达和权益的保护，以赢得这些国家的支持，增强推动国际秩序法治化的民意基础。四是处理好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国际秩序法治化，应当是在不同制度、不同文化相互尊重背景下的国际规则和制度的建设，发达国家也应当是国际秩序法治化的参与者，要本着以制度约束美国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行为的思想，调动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国际行为体推动国际秩序法治化的积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