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该如何借鉴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有几个核心观点：政府应当干预经济发展；国家应该大力资助海外贸易和殖民地掠夺，目的是获得贵金属（货币），加强财政实力；实行保护关税制度以促进本国工业发展。 现在看来重商主义有几个问题没法解决或者很难解决。 一是市场的问题。重商主义要求政府干预经济，那么谁来判断市场的方向？是政府还是私人部门？如果是政府话怎么避免政府失败？如果是私人部门的话谁来承担风险？二是税收和债务的问题。政府的资金来自税收和债券，如果实施重商主义政策，征税和发债都少不了，税收和债务如何有效率的使用是个大问题。三是国际贸易的问题。重商主义提倡的出口补贴、进口限制不仅损害别国利益而且容易导致贸易战。
目前对中国来说，市场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政府的公共决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市场来进行评价，当然也有很多市场失灵的地方需要政府介入。
税收和债务的问题目前还在改革的过程中而且难度非常大，一方面要减轻农民的税负另一方面要填补财政的缺口。国际经贸问题更加复杂，不是单方面能决定的。 中国现在的困境在于既要实现工业化又要防止重商主义陷阱。
工业化的核心问题是资本积累，没有足够的资本积累就很难完成工业化。过去30年中国的资本积累主要靠两个手段，一个是出口创汇再投资，另一个是引进外资。前者是靠汇率调控和技术进步实现的，后者是政府主动提供优惠条件吸引外商投资。这两种方式都有重商主义的嫌疑，特别是引入外资的方式被诟病为“以邻为壑”的策略。
从现实来看，这两种方式确实起到了资本积累的作用，我国对外贸易顺差和国际收支顺差很大程度反映了这一过程。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带来的问题。大量廉价出口商品的产出必然压缩国内相关产业的利润空间甚至就业水平。而外国投资者往往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但是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本土企业的市场份额。
当前我国的GDP已经是世界第二，进出口总额世界第一，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我们已经无法回避全球市场和资源，重商主义也或多或少的影响着我们。但我们必须认识到，重商主义是有其时代背景的，是在后工业化时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寻求新的增长点时产生的。而我们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实现制造业升级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内需重点。学习重商主义有它的必要，但更要完善市场体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