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说明在中国决策的真正运作程序。 比如，要制定一条法律。一般流程是这样的：
1、某个领导或者某几个领导认为这条法律规定有必要制定了，他们产生这个想法然后形成文件打报告。
2、国家领导人看到了这份报告，决定是否启动立法程序。
3、决定启动立法程序后，相关的法律起草工作开始进行。这步由人大来负责具体实施。
4、法律草案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
5、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法律案。
6、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法律，并公布施行。 所以你看，真正的决策是在领导人手中的，当然领导人也不能任意妄为，他/他的决定也得符合法定的权力运作程序。
不过，领导人毕竟拥有最后的决定权，这一点是无法否认的事实。如果某个领导人的决策你完全赞成，那么可以肯定你是站在领导人的角度思考和判断问题；如果你认为某个领导人的决策是愚蠢的，那可能说明你还不了解实际情况或没有完全把握领导的意图。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领导人的权力不仅来自于宪法，还来自于他对所在党组织的控制力。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高权力的真正掌握者，所有的领导人都必须经过党内的选举产生。
井桐芸优质答主党管国家是党管政权与党管国家的两个方面。党管政权和党管国家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党管政权侧重的是党对国家基本政治权力、国家强制力和政治统治的掌握与运用，党管国家侧重的是党对国家基本建设的主导和领导。在党管国家的问题上，邓小平特别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权问题，指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我们要继续坚持这个制度，继续发展这个制度”。而且，在如何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上，邓小平也特别强调党管国家问题，即强调党对国家全面建设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的全方位领导，确保党的政治路线和社会发展方向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导向相一致、与人民利益发展走向相一致。
在邓小平的“党管国家”思想中，党管国家即党管政权，这是最根本的。国家的一切重大决策必须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进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特别注意总结历史经验，提出权力过分集中是一个大问题，是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主张在保证中央必要的决定权和监督权的前提下，对人大、政府和司法机关，对地方和基层，对各方面的工作，实行适当分权。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战略布局中，邓小平将经济建设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这就要求，必须对经济决策权进行适当下放，使之同集中统一的党领导国家建设的总路线、总政策和总部署相统一。因此，邓小平将权力集中问题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紧密联系起来。在处理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时，他指出：“改革总的说就是搞两个方面的改革。一是经济体制改革，一是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也很难成功”。这就将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有机结合了起来。对于经济体制改革，邓小平主张，经济管理权限要适度放开，搞活地方和企业。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目标，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生产力，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为达到这个总目标，在权力集中问题上就要求，一是要实现决策权和行政权、执行权的适当分开；二是要实现中央和地方的适当分权，实行“国家统一领导下的大、中、小三级所有，三级管理”。这是对权力过于集中问题的两个重大改革。
邓小平关于权力集中问题的上述思路，既保证了党对国家建设的集中统一领导，又对某些权力进行了适当分散。通过中央“定政策、作决策”和地方“搞活经济”相结合，使国家大政方针既能够通过统一领导保持稳定，又能根据现实情况，对经济体制的某些方面实行及时调整。这样，既确保了党对改革发展的方向和道路的集中统一领导，又充分调动了地方和基层的经济活性，确保了改革发展的生机和活力，达到了既保证稳定又富有效率的最好理想状态，体现了国家权力高度集中同适当分散的辩证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