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应对税改？
1、利用本次国际金融危机，世界经济低迷的时机，尽快完成我国的国际化进程。现在发达国家都在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大量印发钞票，而中国这次并没有跟风，保持了政策的连续和稳定性，这给我国带来了两个好处：一是国际上许多国家的钱会涌入中国，而中国的物价水平一直维持稳定，国际收支顺差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二是中国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加快国际化步伐，特别是金融领域的改革和开放，在汇率形成机制上，放弃固定汇率制度，改为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允许人民币浮动上升，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比如可以采用EIR) ，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减轻加税带来的损失。
2、适当降低税收优惠力度，将目前存在的地方政府和企业税收优惠政策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并严格监督执行减少偷税漏税行为。同时减少税收返还和补贴，取消不必要的中央与地方的分成计划，减少地方财政对企业运作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3、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加强税收征管，规范税收减免，加大反避税力度，提高税收收入占GDP比重。推行财政预算制度改革，加强审计监察。
4、发挥税收的职能作用，通过调节收入分配来缩小贫富差距，保持社会稳定。从全球来看，税收作为公共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和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其功能正在向调节收入分配方面不断集中。在我国现阶段，税收更应当积极发挥这一职能。当前，必须深化个人所得税制改革，完善税制，加强征收管理，实现公平课税。同时，要对高收入者的收入来源进行监管，完善个人资产报告制度和税收申报信用体系等，从而有效地打击偷逃税行为。
中美两国间的贸易与投资关系历经40多年的发展已经实现了深度“捆绑”，双方的利益诉求存在重合之处，但也各有差异。在贸易方面，中国政府通过WTO框架要求美国进一步降低贸易壁垒，开放农产品和纺织服装等敏感市场，反对美国通过“301调查”等手段滥用贸易保护行为和推进“购买美国货”等本土化政策。在美国政府看来，当前中美贸易失衡是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流失的重要原因，因此希望通过扩大自中国进口高附加值产品、限制对华出口高科技产品等手段压缩对中国的贸易逆差。
在投资方面，中国政府主张双方在投资协定谈判中坚持平衡、互利、共赢的原则，实现投资双向自由化和便利化，反对美国以国家安全审查为由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美国政府则对来自中资企业的并购高度戒备，特别是对于一些科技、半导体、电力行业等高端经济领域，美国政府和民众都普遍对中国投资保持警惕。
虽然中美双方经贸领域的竞争与磨擦在持续升级，但是由于目前两国经济联系仍然紧密，共同利益依然明显超越摩擦分歧，经贸关系整体上处于有竞争但受控的状态。美国政府在处理经贸问题时除了要考虑自身利益诉求之外，还需统筹兼顾与中国的政治、安全关系，尚没有将经贸作为战略竞争手段全面对华“脱钩”的需要或意愿。
面对当前充满不确定性和挑战性的对外经贸环境，中国政府在坚定维护经济和贸易发展合理诉求的同时，应更加关注和重视美国对中国经济关注点的变化和调整，在政策制定、机制安排上积极应对，趋利避害，防范金融、财政风险。
对于特朗普政府力推的税改，一方面，中国政府应密切关注其推进过程和实施效果，评估对中国经济和企业可能造成的影响和冲击，提前做好应对预案和防范措施，特别是针对一些可能受到较大影响的出口产品和行业，应及早启动相关研究。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也应当继续深化自身税制改革，按照“立法先行、充分授权、分步推进”的原则，加快启动房地产税立法，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继续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进一步释放内需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