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重商主义原因？
重商主义的来源可以追溯到古代雅典的斯巴达，他们为了获得商业利益而放弃了海上自由航行权(尼米季亚条约)，后来罗马也继承了这一传统，在共和国晚期通过《穆蒂纳条约》牺牲了海上自由换取了意大利和地中海的商业利益。这两个都是民主制度，人民掌握政权，所以这种政策是自上而下实施的，属于主动追求利益的成果。
中世纪欧洲的工商业受到了压制，但并没有消失(相比农奴制），到了文艺复兴时期重新崛起并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同时由于君权加强，出现了英西海战这样争夺海洋控制权的战争。可以说到了这个时期重商主义已经是个被广泛接受的理论了。
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了“富国”和“富民”的说法，并且形成了“抑商”和“尊商”的两派，到汉朝“重商”思想终于占了上风并在之后的几千年里一直影响了中国的发展。这中间除了与农耕文明下小农经济的稳定性有关以外，也有政治上的考量。
秦废分封行郡县，建立郡县制统一国家，加强了中央集权，为专制帝制打下了基础；汉武帝时为了对抗匈奴开始了对西域的探索和通商，建立了丝绸之路;东汉末年军阀混战导致中原动荡，吴国大将孙吴在江东建立了吴国，为了稳定统治开始了重商政策，促进海外贸易，发展工商业。
两晋南北朝虽然战乱频繁，但对外贸易并没有中断，东晋南梁都设立了管理外贸的机构；隋统一全国后重建大运河，沟通南北，促进了经济文化交流；唐朝时中外友好往来达到高峰，陆路有丝绸之路，海上有广州港、泉州港，此外还有沿蒙古高原和中亚的南北通道；宋朝时南方经济实力超过北方，为了发展和巩固南方的地位，实行重商政策刺激工商业 。
元明清时代虽然海运发达，但王朝的建立并非依靠海洋获得支持，所以对外贸易并没有得到重视和发展。直到明朝中后期沿海倭寇和荷兰西印度公司入侵，东南沿海海盗猖獗，为了抗击外国殖民者和镇压海盗，朝廷开始鼓励海外贸易和移民，并允许华侨带钱回乡经商。不过这时中国的主要海外贸易路线已经由丝绸之路转向了海上，目的地也是东南亚和南亚而不是中东或者非洲。
冀棋优质答主西方的重商主义产生于15世纪到16世纪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是早期的经济理论和对外政策体系，认为一国必须增加货币、金银贮量，以促进国际贸易和积累资本，增强国力，力图使出口大于进口，以增加金银。它的产生与当时西方封建主义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的兴起、以商品货币关系代替人身依附关系，以及海上贸易和殖民扩张有关。尽管重商主义理论具有历史局限性，但它在当时有进步意义，对推动资本原始积累有重要作用。
其实，在中国，距今约二千年前的西汉时代就曾有过重商主义的活动和理论。汉武帝时期所出现的国力强盛，就与鼓励发展生产、重用商人、重视理论有很大关系。
在中国古代，商人的地位是很低的。汉初推行黄老“无为”思想和“与民休息”的政策，使社会经济空前繁荣，商人实力也空前增强，出现了“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和“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社会现象，一些商人“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出现了陶朱 公、君家大公子这样的大商人。这些现象使当时许多人认识到发展生产、振兴工商事业的巨大作用。贾山就认为人君要“务农桑，平赋敛，以宽民力”，这样就有可 以“为大威”、“建大功”、“成大利”的资本。
汉代著名的政论家晁错写过《论贵粟疏》，详细全面地阐述了“以末予官、以农予产，以政裕民”的政策，提出了重视农业发展和商人的重要作用的问题。他分析当时“民贫业，乡邑为空”的情况，认为是“商贾滋众，衣必文锦，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他指出：“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因而他提出应当“贵粟”，建议“入粟县官”可以“拜爵”或赎罪，这样天下之人就“趣粟”而归国家了。他还提出“入粟”者要“用产业为官人”，鼓励商人用“千钟之粟”的钱财买官，免去那些“无才实”、营私舞弊的“市井之子孙”和“伍伯（小吏）”长期居高位，使这些商人将钱财花费于享受享乐等等。晁错的主张被汉文帝采纳，下诏实行，效果很好。
汉武帝时，商人的地位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日益提高。当时的诸侯“大者或五六郡，连城数十”，“近士民”，“争于奢侈，阔泰亡节”，“高都大第，民入皆野营露处”，“商贾周流天下”，“乘坚策肥，履丝曳缟”，“齐诸儒欲排仲舒”而“反受其殃”，这说明汉初至汉武帝之间西汉商人势力之大。
在强大的商人经济影响之下，汉代许多大臣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制和推动社会向前发展，提出了许多重商主义理论。汉武帝采纳大臣主父偃之“推恩”和“优孟”，终于使王国问题获彻底解决。汉武帝即位后，采纳卫绾之建议，取消一切私学。同时，对商人经济的控制加强，对盐铁实行政府垄断。桑弘羊提出“均输”、“平准”、“币制”和“租税”的主张。
桑弘羊针对当时社会经济中商人控制社会商业、物价不稳等情况，认为“富人税，贫人役”，“贫民常衣牛釵、食糟糠”，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乘上之急，所卖必倍”，他们“废居衣食县官，不官农而食农”，因此他提出了“均输”、“平准”、“币制”和“租税”措施，把商人的收入分给农民。他的建议被汉武帝采纳，获得很好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