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应对米德冲突？
首先，“米德”是一个错误的说法。应该称之为“金本位体制下的货币危机”（以下简称为“KMC”） 然后，这个问题其实问的是1929年美国和1937年日本的货币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最后，中国的应对措施非常成功！ （一）1929年华美元荒 中国加入KMC是被迫的。当时直系军阀控有中央银行，为了获得财政独立，逼着政府放弃金本位体制。同时，因为直奉战争，北京政府外债堆积，不得不借助美国势力来还债。因此在1925年至1928年间，北京政府先后将中央银行、中国垦业银行和交通银行收归国有，将国民银行改为官办的实业银行并置于财政部控制之下。
1928年下半年东北易帜后，国民政府完成了形式上的全国统一。为了进一步消除直系势力的地盘和经济基础，蒋中正决定以“赤色威胁说”为借口，收买军心和民心。于是自1929年起，国民政府开始大量印钞，发薪给军队，并向民众发放贷款。而接收了中央银行的阎锡山也配合行动，大肆印发山西票子。在短期内这确实达到了效果。但随之而来的是恶性通货膨胀，物价以令人眼花撩乱的速度飞涨。到1930年时，北京政府已完全无力支持继续内战，被迫求和。
（二）1937年日钞贬值 抗战爆发前夕，由于日本长期实行币制紧缩政策，导致日元对外升值，对国内贬值，通货紧缩，经济萧条。日本试图通过抛售外汇和黄金，进口战略物资，刺激本国工业的发展，但却未能收到明显效果。在日本决策者看来，唯一的选择就是扩大军事行为，通过武力方式掠夺资源，推动经济发展，进而达到解决内部问题的目的。
从1936年开始，日本陆续入侵华北与华东，企图夺取战略要地和重要资源。同时，为了扭转贸易逆差，日本还限制钢铁等战略物资的出口，加剧了通货紧缩的势头。面对这种局面，中国政府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增加税收，尤其是盐税和烟税；二是增加货币发行量，将法币总额由1936年的4亿增发至1938年的28亿元。尽管这两类措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的问题，但它却起到了对冲作用，阻止了日钞的继续贬值，稳定了战局。
（一）在总体战略布局上，对内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并举，提高经济的自我平衡能力。次贷危机爆发前的形势为经常账户盈余、资本账户盈余和经济增长率较高，属于“双盈一高”情况，既面临“顺差悖论”又面临“流动性悖论”，因此既要防通胀又要抑制对外贸易顺差的扩大。为此，应坚持“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经济方针，通过提高实际利率，降低储蓄回报，鼓励投资和消费。通过加大汇率的浮动幅度使市场利率更好地反映贸易盈余状况，提高贸易成本，促进进口增长和出口减缓。通过“走出去”战略，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减少对外直接投资的限制，鼓励国内资金到国外投资，以提高经济的自我平衡能力。同时，适当放缓经济增长速度，把更多注意力放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以低能耗、少污染、重环保、可循环的科学发展模式取代出口导向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
次贷危机爆发后的形势出现逆转，外贸顺差继续扩大甚至再创新高，而外资流入锐减，经济面临下行风险，属于“一盈一亏一低”情况，既面临“顺差悖论”又面临“通缩风险”，因此既要抑制贸易顺差的扩大，又要促进经济增长。在对策上，应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弹性浮动和利率市场化改革，以低利率缓解通缩风险，刺激投资和消费，同时维持我国出口商品的价格优势，缓解外贸顺差扩大的压力，
（二）在外汇储备运用上，调整外汇储备货币结构，提高外汇储备收益率。目前我国巨额外汇储备主要通过购买美、日、欧等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债权资产的形式存在，主要是美国国债和国库券，美元是我国外汇储备的主要货币形式。近年来，由于美国经济增长疲软，美元呈贬值趋势，且美国频繁运用货币政策，使美国资本市场动荡不定，严重威胁我国持有债权资产的安全性和收益性。为了规避汇率风险和利率风险，我国应调整外汇储备的货币结构和资产结构。在货币结构上，适当减持美元，增加欧元、日元等国际货币和周边国家货币的持有比例。在资产结构上，适当减持中长期债券，增加短期债券的持有比例，适当减少持有政府债券的比例，增加企业债券和公司股票的持有比例，并尝试利用金融衍生工具，构建多元化外汇储备格局，以提高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
（三）在涉外经济发展战略上，扩大对外开放，优化利用外资结构；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提高对外直接投资收益。在国际资本流动放缓的背景下，应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政策，通过扩大市场容量和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国际资本的流入，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吸引国外先进技术，提升国内企业的技术水平，改善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同时，继续实施“走出去”战略，扩大对外直接投资，使经济主体利用国外资源和市场，拓宽发展道路，寻找更大发展和获利空间。
